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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剧的四次绝处逢生(中)

发布时间:2020-04-22 09:06:17源自:作者:阅读(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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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民国时期的广州新星戏院。

粤剧的四次绝处逢生(中)

粤剧的四次绝处逢生(中)

李雪芳剧照,被制作成上海年画。

  电影《人海万花筒》剧照,左起为马师曾、红线女、薛觉先。上期讲到,1854年粤剧艺人李文茂领兵起义,1855年清廷禁演粤剧。粤剧组织被迫害,粤剧会馆被焚烧,粤剧艺人被集体屠杀。粤剧人或逃遁穷乡,或远渡重洋,或到外江班客串演出,或在街头卖艺乞食。艰难困苦,保住星星火种。粤剧人的流动促进了粤剧向农村深入发展,促进了粤剧向海外传播,促进了粤剧与外来剧种的交流。

  遭遇灭顶之灾的粤剧不仅没有灭亡,还迎来了粤剧史上的第一次绝处逢生。

  粤剧的第二次绝处逢生,则出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。

  一、清末民初,行当细化,涌现出更多名家与专戏专腔

  劫后重生的粤剧,在清末民初涌现不少个人艺术特色鲜明的名家。

  小武靓元亨的功架与身段仿佛拿尺寸度过一样精准,有“寸度亨”之称。小武东生演《罗成写书》,单脚站立,唱完一曲,纹丝不动。武生震头高演《三奏顶本》,仅捋须动作就有抛、弹、拨、搅等精彩技艺。男花旦千里驹在首本戏《可怜女》中,唱一句滚花就能催人泪下。

  此时粤剧不仅在本地生长,更传播到广东以外。

  清末民初的上海,粤剧观众的人数仅次于京剧。粤剧花旦李雪芳,就令上海文人为之倾倒。朱孝臧、况周颐、潘飞声、简琴斋等沪上和岭南名士,更因捧李雪芳被称为“雪党”。剧评家苏少卿在《上海游艺》撰文忆起他看粤剧:“当李雪芳演于广舞台,吾常作座上客,雪芳所唱之仕林祭塔,反二黄词句之多五倍于今之平剧,其唱法由慢而快,快而慢,三起三落,往复回环,层出不穷,即此一大段,长至一小时以上,真洋洋盈耳,荡气回肠焉。”苏少卿对李雪芳“祭塔腔”的唱腔魅力描写得很细致。行当细分,融情入声,产生专戏专腔,正是这一时期粤剧艺术的成就,如“祭塔腔”“戏叔腔”“罪子腔”“罗成腔”“穆瓜腔”等,各有情味。上世纪二十年代,粤剧产生了薛、马、桂、白、廖等名家流派,“睇大戏”成为广州市民的主要娱乐。

  二、三十年代,电影的冲击与粤剧自身之病

  然而在这样的“好景”中,粤剧发展并没有理所当然地一帆风顺。或者说,世界如风轮万转,一日千里,地域性突出的文化艺术,在时代转变中出现危机,恰恰是“理所当然”的。这个时期粤剧面临外力的冲击和内在的瓶颈,到了不得不作出重要改变的时候。

  外力的冲击,主要来自电台、唱片、电影的兴起,人们娱乐生活日渐丰富,粤剧“失宠”。

 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广播电台开始兴起,唱片业也迅速崛起。市民的娱乐丰富了,不局限于看戏。但电台与唱片也传播了粤剧粤曲,名曲的反复播放加深了名剧的影响力,名伶录音也更方便戏迷欣赏与模仿,加速了粤剧流派的形成。因此,电台与唱片的出现,虽令市民接受了更多不同类型的艺术,但并没有对粤剧行业造成打击,反而扩充了粤剧“无形的舞台”。

  粤剧更可怕的“对手”,是极具视觉、听觉与审美冲击力的电影。尤其在1926年出现有声电影后,电影业蓬勃发展,广州的电影院如雨后春笋。在一张民国《广州市娱乐场地址及电话表》上可见,表中26个“娱乐场”,播放电影的“影戏院”有19个,演粤剧的“戏院”和“天台”只有7个。

  更要命的是,时髦新鲜的电影,票价还比粤剧便宜。1933年,广州一场粤剧演出票价从6角至3元不等,而一张电影票只需3角至1元。

  粤剧败下阵来,不光是因为对手太强,还因为自身之病。其病包括剧目的陈腐和艺人的陋习。

  粤剧发展过程中流行过不同的剧目。清代以来,粤剧故事从人与天地、人与家国的关系,慢慢转向人与人的关系。随着女戏迷增多,长篇悲情故事渐受欢迎,清末民初粤剧的主流,可谓“私定终身后花园,公子落难中状元”,情节雷同。为了吸引观众,粤剧一度加入色情与恐怖元素,荒诞剧盛行,内容低俗。

  行业之衰败不是单一成因的,往往表现在方方面面。此时除少数粤剧大老倌与社会文人为改良粤剧疾声呼吁,大部分粤剧人士并没有忧患意识,自身还生长出不少陋习。

  陈非侬指出粤剧艺人的陋习包括:常见不正确的男女关系,不肯栽培后辈,不肯虚心向前辈学习,不肯勤学苦练,为争排名而闹不团结,演出马虎欺台,演出时开低俗玩笑影响粤剧声誉。(陈非侬《粤剧六十年》)

  内外夹击,粤剧陡现衰落之象。

  陈非侬《粤剧六十年》把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划入粤剧的“衰落时期”。具体表现为:粤剧戏班减少,粤剧演出减少,粤剧剧目减少,优秀的表演艺术失传,粤剧艺人减少,粤剧演出场地减少,粤剧观众减少。

  翻看彼时报纸,频见粤剧之颓势。“戏班衰落,为数十年来所未有,伶人失业者共四千余名之多,其中女优及未正式加入八和会者尚未计算在内。无职伶人为生活所驱,沦为乞丐盗窃者报章常有所载。”(1934年6月1日《越华报》)

  三、转危为机、化敌为友,粤剧完成重要转折

  前面提到,电台与唱片业的兴起,既冲击了粤剧,也传播了粤剧。粤剧对电影的冲击,能不能像对电台与唱片的竞争一样,转危为机、化敌为友呢?

  张方位《三十年代广州粤剧概况》详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粤剧艺人应对危机的策略:一是艺人从影,“亦伶亦星”;二是把电影改编成粤剧,弥补粤剧题材的狭窄;三是戏班减少开支;四是艺人走埠演出。

  粤人灵活应变,粤剧的适应性之强,也是其他剧种少有的。此地难“揾食”就挪移到遍布侨胞的海外,既挽救生计,亦扩大了粤剧的传播。

  国内的“粤剧拯救行动”最有成效的,是粤剧艺人变身为电影明星的“亦伶亦星”之路。

  中国第一部粤语有声电影,是1930年薛觉先主演的《白金龙》。《白金龙》是从美国电影《郡主与侍者》改编为粤剧,又从粤剧再改编为粤语电影的,对于三十年代粤剧生存之路的探索,很有代表性。

  薛觉先开创了“亦伶亦星”的先河。粤剧艺人拍电影,解决了生计问题,甚至比原来只演粤剧更为富足。而电影对于传统戏剧演员的提升,并不仅仅体现在收入上,更体现在对艺术的触类旁通。梅兰芳与红线女,对此都深有体会。

  梅兰芳认为电影是一面镜子,能帮助演员从旁观者的角度反复观看自己的演出,找到优缺点,不断进步。红线女是从粤剧到电影,又从电影归于粤剧的典型人物。她从电影中的得益包括:开拓了视野,学会理解人物,学会控制情绪,提高文化艺术素养等等。

  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粤剧艺人“亦伶亦星”风潮,是其他剧种少见的,也是粤人灵活变通,粤剧艺术兼融并蓄的一种表现。这一转变,令粤剧成功地在现代娱乐冲击的浪潮中转危为机、化敌为友,不仅没有败走江湖,还在困境中再创佳绩。

  今天当我们提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粤剧历史,无不对“薛马争雄”津津乐道,俨然是粤剧的“黄金时代”,仿佛淡忘了粤剧行业挣扎求存的艰难。而这种“恰到好处”的淡忘,正是粤剧在三十年代“迎战”新娱乐成功的印记。

  当粤剧人稍微缓过气来,改良粤剧,重整旗鼓,粤剧又得到了更为骄傲的新生。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持续到四十年代初的“薛马争雄”,就是最耀眼的证明。

  “薛马争雄”,在剧目的相争上就很有意思。薛觉先演《三伯爵》,马师曾演《神经公爵》。薛演《棠棣飘零》,马演《红粉飘零》。薛演《女儿香》,马演《野花香》。你追我赶,一剧不让。“薛马争雄”让戏迷大饱眼福,还对粤剧改良有着重要意义。他们改变了粤剧靠“开戏师爷”写戏的习惯,集思广益,打造精品,并使粤剧唱腔与舞台艺术更为丰富,把粤剧带进一个精益求精,勇于创新的时代。

  为了吸引、亲近更广大观众,粤剧表演越来越多使用白话,演唱也更多使用接近白话发音的平喉。名家们细心琢磨,创造更多符合粤语声韵与个人艺术特色的唱腔,一时百花争艳,春满枝头。如薛觉先的“长句二流”“长句滚花”,马师曾的“中板连序”,陈天纵的“滴珠二黄”,梁梦的“武西厢”“恨填胸”等,令人耳目一新。

  这一时期,粤剧还完成了三个重大的转变,一是表演上从官话转变为白话,二是演出主要场地从农村转变为城市,三是剧目从传统扩充到现代题材。前两种转变并不是从三十年代开始的,却是在三十年代基本完成的。最后一种转变是始于三十年代,并在不久后到来的五六十年代达到巅峰。

  【专栏作者·钟哲平】

粤剧的四次绝处逢生(上)

  岭南文化学者,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。喜欢看戏,不太懂戏,也不算痴迷。因为钻得不深,所以有疏离感。没有匠气,只有欢喜。如同隔着河流看彼岸的华灯,和影影绰绰的风流人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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