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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剧的四次绝处逢生(下)

发布时间:2020-04-18 11:37:17源自:作者:阅读(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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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剧的四次绝处逢生(下)

  上世纪80年代粤剧《昭君公主》,红线女主演王昭君,美艳高贵。

  上世纪50年代粤剧《关汉卿》,马师曾、红线女主演。上期讲到,粤剧艺人凭着绝不轻言放弃的保守,与善于变通的灵活,抵挡住上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娱乐带来的冲击,并在克服危机的同时改良粤剧,再出新天。

  随后,粤剧又迎来了更大的困境,经历了抗战、戏改等诸多风雨,跌落上世纪八十年代传统文化式微的无情。

  前几次困厄,并没有撼动粤剧的土壤——观众。相比而言,和平盛世中观众的流失,才是粤剧最大的危机。在粤剧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,能否像百年来的数次绝处逢生一样,再创生机?有心的读者不妨保留今天的《粤人情歌》,十年后,我们才找答案。

  一、在抗战的烽烟中顽强生存

  粤剧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娱乐带来的冲击中稍站稳脚跟,很快又被战火涂炭。

 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,烽烟弥漫,文化艺术受到重创。需要强调的是,抗日战争对粤剧的摧残,本文并不将其列为粤剧发展的“四次绝地”之一。因为此时虽然世情艰苦,人们流离失所,但在精神需求上从未放弃过对鼓舞士气的文艺作品的追求。粤剧艺人也辗转乡间,艰难求存,从未中断过边谋生边表演激励人心的粤剧。

  广东地理位置特殊,沦陷时间较晚,且毗邻港澳,一度成为全国文艺界精英避战的港湾。各地文化精英同仇敌忾的抗战情怀与广东本土的文学、戏剧戏曲艺术扭成合力,在抗战期间产生了不少迥异于和平时期的优秀作品。这一时期的粤剧粤曲,从以往的注重商业效益、反映市民气息,自觉地转化为注重精神内涵、反映民族大义。

  粤剧艺人在颠沛流离中组成临时戏班坚持演出,生活相当艰苦和惊险。陈非侬在广西演出,住的是医院殓房,经常吃不饱。马师曾和红线女在战火中诞下女儿,红线女产后失忆,马师曾坐在床边一字一句唱穆瓜腔,令她恢复记忆。小明星、徐柳仙、白驹荣等名家也纷纷通过曲艺表演、唱片和电台,传播爱国的声音。

  二、分水岭:香港的困局和广州的重创

  抗战岁月的确令粤剧艺人流离失所,溃不成班,但并未熄灭人们对粤剧的热爱。在香港战时灯火管治期间,私伙局的玩家们甚至熄了灯,关紧门窗,在乐社中弹唱。这仿佛是一个隐喻,黑暗并不能掩盖歌声。

  真正让人噤若寒蝉的,不是看得见的炮火,是无形的压抑、绝望与恐惧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几乎每一个粤剧人都饱尝。历尽战火的蹂躏后,国人迎来了春风化雨的新朝气象。此时也是新政权与文艺界的蜜月期,不少老倌从香港回到广州发展。

  此时香港粤剧的硬伤,是积重难返的商业化困局。香港粤剧虽然在战后渐渐复兴,但观众比以往更不想看沉重的戏。粤剧艺人却希望在艺术上有所突破。芳艳芬1954年首演《万世流芳张玉乔》,宗旨是:“改良广东粤剧、表彰广东文献、发扬民族精神。”同年,唐滌生根据鲁迅小说《祝福》改编粤剧《程大嫂》。

  然而这些优秀编剧、演员的追求,在萧条的大环境下,未免孤掌难鸣。“香港过去是粤剧最主要的基地之一。但从五十年代中期起,粤剧在香港开始急剧衰落……目前靠每年演几台神功戏,年轻的粤剧艺人委实难以生活,只有小部分大牌红伶有可能藉此维持下去。”(张方卫《1980年广州粤剧团赴新、港演出情况汇编》)

  香港粤剧老倌罗家英说:“香港粤剧演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分成两部分。明星、老倌去拍电影。没电影拍的,观众又越来越少,谋生只能靠神功戏,这是香港戏班的揾食途径。”香港艺人手停口停,揾食艰难。那么此时在大陆,跻身为“文艺工作者”的粤剧艺人,衣食住行得到基本保障,又是怎样的面貌呢?

  粤剧演员陈少珍回忆说:“我们是革命的团队,人人都很团结。我们虽然不是上战场,但一排戏演戏,也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我们过着集体生活,好活泼的。我们有公家车,穿件灰色的解放装,好威的,唱着歌去上班。天天都好高兴,有饭吃就行,什么都不用顾。”

  他们并不知道,一场暴风雨紧随而来。粤剧屡屡被推到风口浪尖。1951年5月,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》发布,“改人、改戏、改制”的戏改工作拉开帷幕。粤剧的“商业化”和“买办化”受到严厉批判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,粤剧备受摧残,元气大伤。

  三、粤剧受到严厉批评,元气大伤

  赖伯疆、黄镜明《粤剧史》把极左思想对粤剧的影响,总结为四次重大干扰。第一次是1951年对“粤剧应该好看有益”这个主张的批判,认为先“好看”后“有益”是把艺术标准放在政治标准之上;第二次是1952年对《三春审父》的批判。参加表演的戏改干部、剧作者和演员,都进行了检查;第三次是1953年对《山东响马》的批判。支持这个戏的省市戏改工作负责人丁波、李门、黄宁婴被不同程度地撤职、降级、下放劳动;第四次是1959年对粤剧创作小曲“生圣人”的批判,用行政手段打压学术讨论。“在这种情况下,粤剧剧种特色渐失,思想混乱……使粤剧无论在剧目、舞台艺术、队伍建设等方面,都元气大伤,陷入困境,停滞不前。”(赖伯疆、黄镜明《粤剧史》)

  然而,粤剧人依然虚心反省认真学习。去除芜杂,打造精品,废除了胶片服装、机关布景、六柱制以及某些低俗表演,提高粤剧的文学性和艺术性。1956年粤剧上京演出《搜书院》,令人刮目相看。周恩来为粤剧题词:“批判性地接受民族文化遗产,创造性地发展地方戏曲音乐,使祖国的文化艺术放出新的光彩。”1965年粤剧新剧《山乡风云》获得好评。

  四、熬过劫难,粤剧不断产生名家名剧

  广西老演员冯杏元说,戏改的时候老艺人把箱底的好戏翻出来了,让他们有机会学习。罗家宝认为,尖锐的批评,能开阔眼界,帮助演员进步。

  华嘉在《振兴粤剧的二三问题》中指出,“正是解放后马师曾回到祖国来演了几个戏,然后才完成了马师曾的艺术……靓少佳也是如此,正是解放后从《三帅困崤山》到《十奏严嵩》,才完成了靓少佳的艺术”。红线女的成长就更具代表性了。红派艺术以“剧院制”为体制支撑,以“戏改”为分水岭,以左翼文学为基本立场,吸收南北艺术精华,注重传统与时代的结合,形成情感丰沛、格调高雅,集粤剧旦角艺术之大成的艺术流派。

  动乱结束后,观众对粤剧如饥似渴,粤剧在1977年至1979年有过一阵复苏景象。然而传统文化断层太久,难以为继。加上西方流行文化和轻音乐等新兴娱乐长驱直入,成为粤剧的劲敌。粤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急剧衰老,大势已去。有业界人士悲观地说:“我总觉得事到如今,我们真的要勇敢地面对现实,切实地为粤剧打点后事了。”(姚柱林《必须正视粤剧危机》)

  从演出上座率,可见下滑的情况。1977年平均上座率95.06%,1978年是97.4%,1979年96.6%,1980年88.14%,1981年73.5%,1982年67.28%,1983年63.4%,1984年64.4%,1985年58.6%。(方欣《从粤剧的上座率谈粤剧》)

  这种传统文化的式微是全国性的。“文化部所属国营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艺术表演团体1980年有3523个,到1985年已经减少到3295个,1990年更下降到2788个。”(傅谨《新中国戏剧史》)

  上世纪八十年代,不少粤剧艺人下海、移民,人才流失严重。坚守阵地者,或演戏,或课徒,偶有佳作,却难成气候。直到2009年粤剧申遗成功,粤剧才在官方回暖。

  五、“非遗”后,粤剧走向何方?

  粤剧“申遗”成功后,取得了长足发展,不可否认的是,当今粤剧依然存在严重问题与困境。

  首先是观众老龄化。虽然粤剧吸引了一些年轻观众,但粘附力不强。新编剧目经不起反复看,又失去老观众的支持,两头不讨好。第二是行当萎缩,只演生旦戏,老生、丑生、花脸、武生等行当没有担纲戏。长此以往,粤剧将在繁荣中失传。第三是走进“大制作”的误区,铺张浪费,应景戏多。究其根本是“目中无人”,忽略人在舞台上的作用,忽略传统戏剧“只可意会”的精髓,剧目忽略人物的“命运感”。

  回顾粤剧史上的深渊:清代禁戏的灭顶之灾、上世纪三十年代受流行娱乐冲击之忧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受意识形态影响之伤……粤剧能够绝处逢生,每次都有不同原因和机遇,但其共性是,在困境中依然会产生名家名剧,开辟新经典,带来新观众,树立新标准。

  而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,因传统缺失和文化断层所形成的边缘化,似乎在演出“繁荣”之下覆盖着更为致命的危机。前几次再艰难,土壤还在,观众还在,民间需要看戏,喜欢看戏的氛围还在。如果土壤越来越稀少,肥料再多又有何用?

  【专栏作者·钟哲平】

粤剧的四次绝处逢生(上)

  岭南文化学者,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。喜欢看戏,不太懂戏,也不算痴迷。因为钻得不深,所以有疏离感。没有匠气,只有欢喜。如同隔着河流看彼岸的华灯,和影影绰绰的风流人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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